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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古以来女性对挎包情有独钟

2020-3-16 编辑:采编部 来源:互联网 阅读次数:
  导读:   为什么自古以来女性对挎包情有独钟?是日常使用还是特定场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还是包搭配服饰?   中国服装史一直以来较为忽视服饰中的挎包装饰,本文利用新出土的中古壁画和唐代各种挎包女性陶塑,......

透视股票配资  为什么自古以来女性对挎包情有独钟?是日常使用还是特定场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还是包搭配服饰?

  中国服装史一直以来较为忽视服饰中的挎包装饰,本文利用新出土的中古壁画和唐代各种挎包女性陶塑,对中古艺术中的挎包女性形象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认为,“挎包女性”图像赋予了女性非凡的人性精神。同时,作者还对外国该类形象的出现和流传进行了梳理,依据现存图像资料,指出中国古代女性挎包要比西方早出现几个世纪。挎包、拎包具有时尚和实用美观的意义,折射出古代女性鲜明的超前意识和服装审美。

  如果说女性服饰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尺,挎包则可以说是反映女性欲望的一面镜子。

透视股票配资  无论挎包还是拎包,提包还是背包,都是时代历史演变语境下一种与服装服饰相关联的载体。“包”的出现体现了对身体制约的解放,女性的双手从搬运中解脱出来,增加了新的可“置换”的空间,成就了新的面貌。而且,“包”被纳入到服饰的范围里,成为服饰史上一个代表性的见证者。

  

透视股票配资  为什么自古以来女性“情有独钟”地爱包?是日常使用还是特定场合使用?是衣服搭配包还是包搭配服饰?从北朝到隋唐,正是外来文化传入,求异心态强烈的时代,包的出现也许就是一个见证吧。

  〔图一〕 山西忻州九原冈北朝壁画墓中的挎包女性

  〔图二〕 山西忻州九原冈北朝壁画墓 (局部)

  北朝隋唐的手提袋、挎包、背包,应该是中古时代出现较早的一种生活时尚的代表。有研究者称挎包是为上流女性服务的,是奢侈服装的延伸符号,但是挎包也有可能来自平民的简约生活,又或是侍女或奴仆为负担、伺候主人而使用的。我们无法查阅到“包包”的起源与雏形,但到了北朝隋唐时期,挎包女性的形象已经十分成熟了。忻州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女性背的挎包〔图一〕,似乎是现代手包的鼻祖,这个被画家所画上的华而不实的小包,为何会受到当时女性的追捧?这引发了笔者的诸多思考: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从长方形且质地较硬来看,似为皮革制作的。中古时代女性肩背的小小的挎包,是装女性化妆品还是装绢帕?是夸示性还是实用性?恐怕不只是为了实用。与她并列的各色人物是胡汉均有〔图二〕,北朝太原、忻州均为多民族混杂之处,其中“胡风”劲吹,曾有学者指出,陶俑中的挎包女性形象或许与唐代胡人的影响有关,我们不知道“挎包”是否与游牧民族有关,是否起源于骑在马上的人放开了双手,是不是胡汉民族服饰的边界标识。令人惊喜的是,考古学者早已发现胡人斜挎背包的陶俑。1988年西安东郊韩森寨红旗电机厂盛唐墓葬中出土的鼓目鹰鼻胡俑,身穿窄袖袍,脖颈围有狐尾,从右肩至左肋斜挎一个半圆包,包被垂下的左臂夹在腋下〔图三:1-2〕。如果这个解读无误,那么挎包真是全面继承了北朝以来胡人的服饰风格,证明“包包”也与中古时期胡汉服装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透视股票配资  〔图三:1-2〕 唐代胡人背包俑 西安博物院藏

透视股票配资  此外,新疆地区出土了一些锦袋。从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出土的汉晋“帛鱼和虎斑纹锦袋”〔图四:1〕和“缀绢饰晕繝缂花毛织袋”〔图四:2〕观察,袋子内衬毡,内装有铜镜、胭脂、线团、绢卷、木质绕线板等女红用品,袋体还缀有彩色绢带。这应该是女性的小“袋”,锦袋小的长12.5厘米、宽10厘米,大的长17厘米、宽12厘米,可能是束带携挂在腰间,还不是后来出现的“包”。尼雅1号墓地出土的另一部分锦袋〔图四:3-4〕也与“包”有所区别。

透视股票配资  〔图四:1〕 帛鱼和虎斑纹锦袋 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

  〔图四:2〕 缀绢饰晕繝缂花毛织袋 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5号墓出土

透视股票配资  〔图四:3〕 “金池凤”锦袋 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1号墓出土

  〔图四:4〕 蓝地瑞兽纹锦栉袋 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

  挎包的使用打破了贵族妇女繁文缛节的社交属性。这些女性挎包而不是拎包,减轻了负重压迫之感,使出行如同松弛走秀,反映了当时女性的风尚。挎包彰显了当时女性的风度气质,成为现代“包包”的远祖。

  包的外形进化,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晚唐壁画中出现〔图五,图六〕,北壁西侧画有在家受五戒的“近事女”(又称优婆夷)来寺院侍奉高僧,旁边画有一棵叶茂老树,树枝悬挂一个挎包,这个挎包应该是手工缝制的布包,包上有三叶形翻盖,绣有穿环图案,从样式来看非常时尚。这个挎包是“近事女”使用的还是云游僧人使用的?需要思量。我倾向于是这个“近事女”使用的,她挎着包来寺院拜见、侍奉高僧,左手持杖竿,右手拿有巾绢,故先把挎包挂在树上。若是僧人所用,也有可能,宋代佛教中“布袋和尚”以“布袋”而闻名,其布袋应该源于唐代。 

  〔图五〕 敦煌第17窟北壁西侧壁画晚唐近事女

  〔图六〕 敦煌第17窟北壁西侧壁画树上挎包

  唐墓中的挎包女俑近年也屡有出土〔图七〕,2014年3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在华阴市夫水镇连村抢救性发掘了唐咸亨元年(670)沙州敦煌县令宋素与夫人王氏合葬墓,该墓出土有武士俑、文官俑、胡人俑、骆驼俑等,其中挎包女俑形体完整,制作精美。

  〔图七〕 唐代挎包女俑 陕西华阴市唐宋素墓出土

透视股票配资  挎包毕竟不是艺术家的凭空想象,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再现。有人说包“以身体为切入点,以人为最终目标”,“包”是一种解脱身体负担的载体,象征了古代女性双手的解放,因而被艺术家关注而留下艺术形象。而这种形象之所以得到塑造,应当与男性对女性挎包姿势的欣赏有关。

  

  传说远古时候女人采集野果和收获果实时,将它们放入竹藤编织的篮中,久而久之,篮子或许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变成了“包”,形成了一种穿搭习惯,成为了服饰的一部分。然而,这一传说既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考古印证,唯一期望就是能有远古文物被发现。

  但是合理的解释是,挎包的使用解放了人的双手,迎合了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态,特别是身穿全摆裙,可以充分释放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愉悦”。挎包成了女性服饰的一部分,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内化到女性心里,这就大大超出了一般层面的服装风俗改革,融入了自身的审美追求。

  包的起源是服装的补充,因为衣服没有口袋,包是衣服的“外挂”,是挂篮式的延伸。应该说从古至今,包饰的兴起与服装的演变有着密切的配资开户 。但从世界服装史上看,包的线索却是蛛丝马迹、凤毛麟角。4世纪罗马壁画上出现过庶民斜背一个小网袋似的包,但这和中国汉魏的鞶囊或囊袋差不多,还不能肯定是后世概念的包。那么,西方最早使用挎包是什么时候呢? 女性用包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属于上层还是下层的配饰呢?

  芭芭拉·伯尔曼(Barbara Burman)所著《袋史》中说,在几百年前,手提包表现的是一个女人的窘境,因为自己提一个较大体积的手提包,向人暗示的是自己没有女仆相随或没有雇佣女仆。这位研究者称,15世纪人们开始提到的“包”,即是衣服外挂的口袋。经过一个世纪的进化,16世纪初,欧洲皇室贵族夫人们流行举办舞会,为了能随身携带胭脂、口红等化妆品而不影响舞步姿势,便让裁缝们制作精致的小口袋挂在手腕上。但名媛们不愿公示手袋,选择将其缝在裙服内侧或是内衣隔层,外面完全看不到。17世纪开始,手工业的丰富使得生活零碎用品装入衣服口袋的风气开始蔓延。18世纪末,女性讲究裙服雅观,附有衣带的波浪型裙子被修身的衣服取代后,女士们便纷纷去寻找可以装载个人物品的袋子或是搭配服装的包饰,开始流行用网袋装扇子和香盒以搭配裙服,手袋才真正“登堂入室”,而挎在肩上的“包”也随着旅行风靡一时,如果内有隔层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

透视股票配资  中国古代服装史似乎一直没有关注服装上的口袋,也未关注挎包,这是刻意隐藏还是忽略不计,无从查起。春秋战国以后“荷囊”作为装细微物品的“小袋”,又称“持囊”,到汉代则有佩挂的“腰囊”、“旁囊”。南北朝诗人庾信 《题结线袋子诗》写道:“交丝结龙凤,镂彩织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诗中讲到了“袋子”,但不是后世理解的“包包”。除了前举新疆民丰县尼雅墓葬出土文物中的“栉囊”、“栉袋”外,这种女性腰间束带系结的服饰附属物,在西安、洛阳等中原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女性陶俑腰间也较为常见。

  〔图八〕 唐代挎包女俑 香港大学冯平山美术馆藏

  〔图九〕 唐代挎包女俑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透视股票配资  〔图十〕 唐代挎包女俑 美国休斯敦美术馆藏

  〔图十一〕 唐代彩绘蝶髻挎包女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十二〕 红陶挎包女俑 1931年河南洛阳唐墓出土

  〔图十三〕 双女并立挎包俑 南京博物馆藏

透视股票配资  〔图十四〕 唐代彩绘陶挎包女俑 河南洛阳关林唐墓出土

  存世文物中,唐代女性挎包形象较为普遍,除了上面所举考古出土的挎包女俑,海内外各个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定数量的挎包女陶俑,可见“包迷”不少〔图八至图十四〕。这些陶女俑的“包包”不论是包袱还是手袋、挎包,其款式和携带方式都与现代女性挎包基本相似。至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3年入藏的挎包女俑〔图十一〕及洛阳出土的挎包女俑,究竟是左臂挽一包囊还是挎一布包,学界有不同看法,需要仔细辨别。早期的包袋可能只是简单地用布巾对角捆绑在一起,以形成口袋装物。但是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1923年收藏的唐挎包女俑〔图十五〕携带的明显不是包袱,而是提包。

  〔图十五〕 唐代挎包女俑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可以说,中国古代出现挎包比起西方要早得多,挎包与否不单是功能性的变化,更是证明女性个人价值的方式,而且具有从女性身体上升到艺术想象的标签意义。

  包外形的进化,并非都是由功能主导,如果说挎包的功能性是首要的,那么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挎包的装饰性“彰示”则越来越强,但古代包的款式似乎变化不大。这究竟是心理缩影还是对风尚的追逐,尚且难以定论。其发展轨迹亦值得探讨。倘若说“包包”是服饰的升级版或“身价”尊贵的表现,与服饰一样是“身体展示文化”,那么,挎包、手拎包、背包等姿势则折射着不同社会等级心底的欲望。

  

  古代壁画或绘画中一般很少见到女性挎包形象,几乎所有的女性从不拎包,更不挎包,而北朝隋唐壁画中出现的女性挎包是否隐喻着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呢?这个服装外的挎包是否代表了她们的精神风貌呢?以往前辈学者对此研究较少。

  笔者曾从女性生活的角度来思考,认为包囊出自女性之手,是古代“女红”上乘之作。用针线融灵慧巧思于一体。“女红”做包做囊是一种独特家庭手工业,交织着闺房工艺的训练。此外,还应从社会语境来理解女性挎包这一鲜活的图像,探讨中国古代女性独特的审美风貌和记忆价值。

  吾师孙机先生讲述中国古代服装史四次大变革,对笔者研究启发很大,进一步拓展了“挎包女人”从服饰文化史向社会思想史转变过程中的视野,以及挎包所附带的文化含义和表现的历史意义。挎包塑造了女性完美的公众形象,标志着女性走上社会舞台的历史节点,身背挎包展现的不是柔弱的形象,或是庭院家舍里的闲情逸致,而是敢于自立的气概。

透视股票配资  从服饰上说,挎包可以与裙服外套、头饰帽子、腰带丝巾等搭配,标志着女性有了选择搭配服装的自由,从这一角度讲,挎包可说是一个让女性脱颖而出的衣饰配件。

透视股票配资  从审美上说,女性的挎包经常置于女性腰间或裙摆之下,而非缝制于裙子上,否则不便行走。从结果上看挎包提高了女性的腰线,其自身也从一件附属品变成了独立的配饰。

  从功能性上说,挎包不是小众女性的狂欢时髦单品,不是稀奇古怪的装饰款式,它有着时尚的社交属性以及轻便的实用性,如果说大包是生活必需品,那么小包是不是炫耀的配饰品呢?

  从绘画作品的细节上看,北朝和隋唐的女性挎包上可能已经出现了刺绣、锁扣,敦煌17窟树上所挂的包最为显著。敦煌第443窟宋代壁画上,包的类型已经增多〔图十六〕,其他如敦煌藏经洞所出绘本中也有挎包图〔图十七〕,表明当时僧人在修道生活中使用包较为普遍。宋末元初龚开(1222-1307)《中山出游图》(原名《钟馗元夜出游图》或《钟馗嫁妹图》)中,黑小鬼肩背挎包的形象非常鲜明〔图十八〕。明代五台山佛寺壁画中有护教黑罗汉斜挎包的形象〔图十九〕,这种包似乎是翻盖式挎包,带盘结。道释画中的挎包图像可能与熟悉背负它的职业画僧有关。

  〔图十六〕 敦煌第433窟宋代壁画

透视股票配资  〔图十七〕 敦煌藏经洞所出绘本中的挎包

  〔图十八〕 元龚开 《中山出游图》 卷 (局部)

  〔图十九〕 山西五台山明代壁画中的挎包金刚力士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包的主要使用者是女性,男性用包在社会上并不普及。中国古代男性用“箱”代“包”较多,医生出诊携带药箱,学子出外带考箱,胥吏出行携带文匮,士兵野外携带物箱,如此等等。至于我们在隋代史君墓石槨线刻画上看到的是胡商肩扛褡裢,辽墓看到当时人出行还是用的褡裢,元代邮差役夫后背上是长形木匣,证明当时背负的还不是挎包类装备或轻便的软型背包。“包包”很大程度上还是女性的专用物,男性仅在特定环境下偶有使用,如北齐士兵斜背挎包和罗马士兵斜背方包,作为承载后勤事物的装备,可能功能性更强一些。

  挎包的使用从北朝开始到今天已经1500年的历史了,时尚风云变化从未撼动其流行的地位,虽然17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服装口袋,但在近代服装史上,挎包并没有被淘汰,反而越来越流行,从单肩挎包到双肩背包,不仅被负荷重物的劳动阶级大量使用,而且成为上层社会主导的正统服饰潮流。至于腰包、手包等,都随着社会上新阶级的诞生而跌宕起伏,欧洲皇室女性甚至偏爱手包、手提包,成为王室礼仪规范和公共形象的标志。可以说,挎包作为搭配服装的经典饰品已经成为潮流文化和社群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现代男女、各色人物不可或缺的标志物。

  总之,中古壁画中的“挎包女人”再现了服饰的历史,陶俑又塑造了古代女性风采,平面绘画与立体雕塑相互交织,意涵丰富,唤醒记忆,赋予了女性非凡的人性精神。女性所携带的包的类型与用途多种多样,但是从物欲与精神的框架上分析:挎包、拎包既是物欲的,也是精神的,烙印着时代的变迁。女性敢于在大庭广众挎包、拎包,体现了社会认同和种族群体认同,其象征符号折射出非常明显的社会化和审美化的意义。

透视股票配资  附记:吾师孙机先生半个世纪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享誉国内外的服饰史研究专家。本文专为先生九十寿辰而作,以向孙先生为中国古代服装史所作的杰出贡献,表达本人的崇高敬意。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原文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期,经授权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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